「本文来源：钱江晚报」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吴朝香通讯员王屹峰
“要不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我纠结过，也想过逃避和拖延。作为一位肿瘤科的医生，在怎么告知患者结果这件事上，我有很多经验，但当面对自己的朋友时，我也会彷徨。”
朱利明医院院长助理、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几个月前，他送别了一位因为罹患肿瘤而离世的朋友。
从对方确诊、治疗，直到人生的最后一段，朱利明都一直陪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时常会想起得知坏消息后，自己内心的复杂和斗争。
他言语轻松，但内心有些不安
作为一位从业多年的肿瘤科医生，朱利明面对过很多肿瘤晚期的患者，自然也见过他们的悲伤、否认、愤怒，以及沉默。无论是哪种情绪，他都能找到办法去安抚和疏导。
朱利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对“坏消息”的第一反应会是逃避。
朱利明的这位朋友叫卢明（化名），是位70后，医院工作，但不是医务人员，医院医院台州院区的医共体成员单位。
朱利明和卢明结识是因为工作，两人认识三四年左右。
“他年确诊足底黑色素瘤，发现的时候是中期，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恢复情况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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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生病对卢明的影响不是太大，治疗康复后，很快就回去工作了。这期间，他的工作曾发生一些变动，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
“刚开始的时候，我担心他的身体是否能承受，也担心这个岗位任务太重，他会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开始还反对过。”让朱利明没有想到的是，卢明工作非常认真，“不仅能力强，而且能动性也强。”
年，利奇马台风过境后，卢明作为公共卫生工作的负责人承担着比较重的消杀防疫任务，烈日当空，卢明每天亲自开着自己的车带人去各个疫点消杀。
“他让我敬佩，我们不仅是同事，他也慢慢成了我最信赖的朋友。”
今年年初的一天，卢明给朱利明打电话，说自己左腿有些肿，比右腿粗了1厘米。
“当时，我们正在等待一位患者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结果，他是在告知这个结果的时候，顺带说了自己的情况。”
朱利明记得卢明电话里的语气有些低沉，他也有了不好的预感，“一般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深静脉血栓或者局部炎症。但对他来说，要考虑是不是肿瘤淋巴结有转移从而压迫到血管等。”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好，但朱利明很希望只是第一种原因，他连问了几个问题：有没有胀痛？左腿皮肤温度有没有变化？
卢明说，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些肿。
“我对他说，应该没事，可能就是下肢静脉血栓。第二天去做个B超检查。”朱利明言语很轻松，但心底已经隐隐有些不安。
他打断超声科医生，害怕对方说出：转移
第二天一早，在约定的时间内，朱利明没有等到卢明，一打电话才知道，他又忙工作去了，“我还在心里嘀咕：离开你，世界就不转了吗？”
卢明匆匆赶来时，朱利明摸了摸他的腘窝和腹股沟，没有异常。“我很高兴，告诉他，左下肢静脉血栓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再做个超声检查下。”
对朱利明来说，这个反应也有些异常，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这么急迫地告诉患者结果，“对他，我很想把任何一点好消息尽早告诉他。”
当天下午，朱利明陪着卢明去做B超检查。当超声探头滑到卢明的左侧髂窝时，超声科的医生回头看了朱利明一眼。
这一眼，让朱利明内心一沉：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肿块的切面，测量出的数值是4.5厘米。
这意味着，肿瘤出现了转移。几秒钟的沉默。
“我明白超声科医生为什么不说话。我也不敢和躺在检查床上的他对视。”朱利明用余光瞥到了卢明，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那个样子就像是一个没有灵*的木偶。
超声科医生对朱利明解说肿块的形状和周边血管的关系，却迟迟不敢说结论。
“我打断了他的解释，很害怕他一不小心说出转移这两个字。”朱利明的内心在做激烈的斗争，他急迫地寻找措辞，想着怎么告诉卢明，“看到一个淋巴结，不确定好还是不好。当然，淋巴结肿大的原因很很多，再做个增强CT确定下，也趁机做个全面检查。”
说这些的时候，朱利明还在庆幸：他不是学医出身的，最好不要听明白。
“其实让他做增强CT，一是要进一步确认，看看其他部位还有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也是给自己留时间，考虑如何面对这件事。”
作为专业医生，看到B超结果，朱利明已经知道情况大概率是不好的。
“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告诉他这个结果？要么，医院就诊，让别的医生告诉他；或者趁现在检查报告没有出来，先找个理由暂时隐瞒一下；再或者把这个难题抛给他的家人……”
但每一种选择，朱利明都觉得不是最好的。
告诉朋友实情，但给他希望
CT结果显示，情况要更加糟糕。结果出来的那个下午，朱利明在楼道里碰到卢明，他询问：“朱院长，我的CT结果出来了没有？”
朱利明第一反应是：还没有。“我其实在逃避。”
在办公室想了很久，朱利明最终还是决定，像他一贯对待其他患者一样：如实相告。“困境来了，任谁都无法逃避，就坦言吧。”
在要不要告诉肿瘤患者“坏消息”这件事上，不同医生有不同的选择和意见。
这么多年，朱利明一直认为，要告知患者真实的结果。
“癌症是瞒不住的，很多情况下，患者和家属是在相互欺瞒。遮遮掩掩对患者来说，反而会产生心理负担，另外一方面，患者只有清楚了自己的病情，才能积极配合治疗，做好人生规划。”
朱利明曾接诊过一位胃癌患者，女儿带他来看病，结果确诊后，她极力要求不要告诉父亲真相。理由是，怕父亲承受不住。
“癌症治疗是个长期的过程，患者又是有阅历有经历的成年人，很容易就看出端倪。”在朱利明的建议下，女儿同意他和父亲谈一谈。
“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吗？”朱利明说，那位父亲很平静，说：我当然知道，不就是癌症嘛。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给我做好吃的，说话也和以前不一样，儿子原来不听话，现在说什么答应，女儿都瘦了。我其实更担心影响他们的身体和工作。
只是告知坏消息，并不意味着就是让对方觉得绝望和残酷。
朱利明把卢明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有人，相对安静，“我说结果确实不好，但还有治疗方法。”
他把自己了解到的治疗手段，一步步讲给卢明听，到什么阶段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种鼓励，给人希望。
这也是朱利明经常做的，尽力去鼓励：对于早中期的患者，告诉他要好好医治，该开刀开刀，该吃药吃药，别让肿瘤恶化，多数情况下结果都不错；对晚期的患者，把他的病情和情况更不好的人比，有人比你情况更差，治疗好也好转了。同时还可以找各种幸福点，比如病有所医，子女孝顺，亲朋关心，让患者感觉到不枉此生。
卢明的反应很平静。
“他其实已经有心理预期了，在B超室，那段短暂的沉默，他就知道了。”朱利明说，每一位患者在刚知道坏消息时，都会经历约一周的心理起伏期：恐惧、否认、愤怒、不甘或者沉默。然后又都会慢慢接受现实。
他们聊到他的孩子、父母和舍不得的事
卢明开始有些沉默，但积极地配合治疗。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又出现恶化。
每个阶段，朱利明和卢明的朋友、家属都陪在他身边。
“我找机会，和他聊了很多，他未成年的孩子、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他舍不下的事。”
朱利明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聊这些依旧是源于工作，他帮忙处理了一件卢明最挂心的公务，事后，他说：“你放心吧，这次圆你的心愿了。”
这像是一个契机，打开了一个很难聊开的话题。
卢明说了很多自己的不舍和牵挂，那些能帮忙的，朱利明一一帮他做完。
这么多年来，朱利明一直在做一件事：推动安宁疗护和叙事医学。前者是让疾病晚期患者走得从容，后者是倡导医生多倾听患者的心声，促进医者与患者的共情及医者对诊疗的反思。
大概在30多岁时，朱利明有过一次“癌症患者”的经历。他在体检时，发现肺部有边缘毛糙的肿块，被告知极有可能是肺癌。
那个时候，妻子刚怀孕，刚买好了房子，父母刚退休，他的人生刚起步。
“当天晚上我一直睁着眼，想到听不到孩子叫爸爸、妻子以后孤儿寡母多辛苦、父母有多悲痛。”专业医生的素养又很快将他拉了回来，他冷静地思考如何治疗，以及治疗效果不好的身后事。“我还想到中晚期肺癌的中位生存时间，想到也许自己能成为一个幸运儿。又想到曾经有类似经历的患者最终存活了10多年。想着想着就豁然了。”
最终的诊断，排除了他是肺癌。而这段经历，让朱利明坚信：得了肿瘤，心态最重要。能治疗就积极治疗，如果尽力却无效，那就坦然面对，在有限的时间里做自己想做的事。
虚惊一场的经历让朱利明对肿瘤患者感同身受，而发生在卢明身上的一切，则是朱利明第一次将他一直推行的理念用在和朋友的别离中。
卢明走后，朱利明将这一切告诉了他的妻子，对方泣不成声，她说记得丈夫确诊那天，回来很平静，还把一碗她做的肉丝面全部吃完。
“我会记得你的顽强。你也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不曾远离。走好，我的朋友。”送别卢明之后，朱利明在朋友圈写下这么一段话，作为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