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venousthrombosis，DVT）是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引起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多发生于下肢；血栓脱落可引起肺动脉栓塞（PE），DVT与PE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VTE）。DVT与PE是同种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DVT的主要不良反应是PE和血栓后综合征（PTS），它可显著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死亡。
临床上约80%的DVT患者无明显症状，被称为“沉寂的杀手”。
DVT是多种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统计，医院中静脉血栓发病率最高的科室，骨科手术后DVT发病率达40%~60%。普外科手术后DVT发病率达19%，近年孕妇产后DVT发病率也明显增加。
病因和危险因
DVT的主要原因是静脉壁损伤、血流缓慢和血液高凝状态。危险因素包括原发性因素（表1）和继发性因素（表3）。
DVT多见于大手术或严重创伤后、长期卧床、肢体制动、肿瘤患者等。
大量研究显示了原发性危险因素与人类遗传变异有关
表2：与VTE风险相关的基因变异
注释：“—”代表正常，“↑”或“↓”代表风险增加或降低。
DVT如何预防？
深静脉血栓重在预防，预防DVT首先应正确评估病人。
评估对象包括：大手术后病人、各种卧床患者病人，评估内容包括DVT危险因素和危险程度。以下通过引用《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指南版》）中的Caprini模型，来了解静脉血栓风险的评估和预防方案。
VTE风险评估(Caprini模型)
从当前Caprini评估模型纳入的对遗传危险因素的评估，即血栓家族史、凝血酶原突变和因子Vleiden突变，可见遗传因素是静脉血栓风险评估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而凝血酶原A阳性和因子Vleiden阳性在欧美、及哈萨克、维吾尔等高加索人群中常见，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突变率极低，因此对中国汉族人群的VTE遗传风险因素评估应重点考虑PAI-1（4G/5G）、PROC（CT）、PROC（_delAAG）、THBD（-GT）、MTHFR（CT）、MTRR（66AG）、F11（-CT）、F11（56-TC）、FGG（CT）等突变。
联合预防：基础预防+单一药物+VFP或IPC或GCS或IPC+GCS
深静脉血栓高危患者如无禁忌时应采用联合预防。
对有高出血风险的患者应慎用药物预防，宜采用以机械物理预防为主、基础预防为辅的预防方法。
对有机械物理预防使用禁忌症的患者，宜采用以药物预防为主、基础预防为辅的预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