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据去年年底爆发以来，已经过了半年有余，但对于有效药物和疫苗，至今还未能完全确定。全球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已近万，死亡病例超过56万。
7月12日，美国联合通讯社对此发表了长篇社论，内容如下：
为了解决新冠肺炎这个致命难题，全世界都在呼吁不要在一个匆忙建立的研究体系中快速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甚至是悲剧性的结果：科学捷径减缓了对疾病的理解，也减慢了研究人员发现哪些药物有用，哪些药有害或完全没用的能力。
随着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不断攀升，成千上万的医生和患者在药物尚未被证实安全或有效的前提下就匆忙使用，一系列低质量的研究更是模糊了抗疫的前景。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重症护理主任DerekAngus说：“人们面对的是一场疫情，他们不准备等待。我们让传统的临床研究显得如此缓慢和繁琐。”
直到6月中旬，也就是据爆发将近6个月的时间才有了第一个证据表明药物可以提高生存率。
英国的研究人员设法将每6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的1名纳入一项大型研究，该研究发现廉价消炎药地塞米松对疾病有帮助，而一种广泛使用的抗疟药物却没有。这项研究一夜之间改变了实践，尽管该研究结果尚未发表，也没有其他科学家对其进行评论。
在美国，一项规模较小但严格的研究发现，另一种不同的药物可以缩短重症患者的康复时间，但对于其最佳使用仍存在许多问题。
医生们仍在疯狂地寻找其他可能对抗新冠病*有效的药物，包括对治疗中风、胃灼热、血栓、痛风、抑郁症、炎症、艾滋病、肝炎、癌症、关节炎，甚至干细胞和辐射的药物进行试验。
Angus说：“每个人都渴望哪怕是有一点可能奏效的东西。绝望不是一种策略。好的临床试验是一个可靠的策略。”
在美国，有些研究是由于人们自己服用某种药物或是从赞助这项研究的制药公司那里获得不严格的方法而受到影响。
*治也放大了这一问题。在特朗普不断鼓吹羟氯喹有效后，成千上万的人尝试了它。他甚至还说“你会有什么损失呢？”
与此同时，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AnthonyFauci）博士警告说：“我想先证明事实”。
三个月来，薄弱的研究对羟氯喹的观点产生了两极分化，直到几个更可靠的研究证实它无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OtisBrawley博士说：“‘枪手医生’的思维是靠直觉行医。他们没有好的证据，因为他们不欣赏也不尊重科学。”
他指出，如果研究在1月和2月正确进行，科学家们到3月就会知道这些药物是否有效。
甚至那些重视科学的研究人员也在走捷径，扭曲规则，试图更快地得到答案。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表研究结果，有时会因匆忙撤稿而付出代价。
研究依然混乱，有超过项研究正在测试从阿奇霉素到锌的治疗方法。面对一场大流行和一种新病*，这样的数量或许不足为奇，但一些专家表示，令人不安的是，许多研究都是重复的，缺乏科学严谨性，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
Angus说：“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很奇怪。”
下面是一些正在进行中的“绝望科学”的主要例子。
一种抗疟疾药物像病*一样传播
对科学家来说，这是一场灾难的处方：在一个没有已知治疗方法和恐慌人群的大流行危机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推销一种可能有严重副作用的药物，他引用了一份关于20名患者使用该药的证词和一份迅速失去可信度的报告。
从3月中旬开始，特朗普在数十次公开场合中大肆吹捧羟氯喹。尽管当时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它对新冠病*患者安全或有效，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仍给其予紧急使用授权，并且美国*府获得了数千万剂量。
特朗普最初敦促与阿奇霉素一起服用，阿奇霉素是一种抗生素，与羟氯喹一样，会导致心律失常。在受到批评之后，他又给医生建议：“你现在应该加锌。”今年5月，他说，在一名助手检测新冠呈阳性后，他自己正在服用这些药物以预防感染（相关阅读：特朗普：我正在服用羟氯喹……吃惊的记者：你是不是已经有症状了？（附羟氯喹最大规模研究报告））。
关键是，许多人听从了他的建议。
加州*理中心的医疗主任RaisVohra博士说，一名52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服用羟氯喹3天后出现心律失常。这是药物而非病*引起的。
Vohra说：“治疗似乎比疾病的影响更危险。”
研究表明，这种药物没有帮助，效果微乎其微，而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在人们对数据产生了重大担忧后被撤稿（相关阅读：重磅！《柳叶刀》撤回羟氯喹引起安全问题的论文！）。
为了获得更好的信息，一位曾被联邦基金拒绝的明尼苏达大学DavidBoulware博士花了美元购买了羟氯喹，用于一项使用安慰剂进行对照的严格试验。6月初，Boulware的研究结果显示，羟氯喹对与新冠肺炎密切接触的人没有预防作用。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药物对治疗无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Boulware的同事RahdaRajasingham博士本打算招募名卫生工作者参加一项研究，看看羟氯喹能否预防感染，但最近决定将其限制在人。
Rajasingham说：“当研究开始时，人们相信羟氯喹是一种神奇的药物，仅仅两周内就有超过人注册，但由于一些负面报道，注册人数逐渐减少。全美国对这种药品的讨论已经从每个人都想要它变成没有任何人想和它有关系。”
她补充说：“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人支持羟氯喹，这有点*治化了。”
研究人员只是想知道它是否有效。
“边做边学”
在匹兹堡，Angus的目标介于特朗普的“试一试”和福奇的“做理想的研究”之间。
他说：“在大流行中，必须有一条‘中庸之道’的另一条路。因为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只能边做边学。”
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在宾夕法尼亚、纽约、马里兰和俄亥俄的40家医院加入了一项正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的研究，该研究将患者随机分配到几十种可能的治疗方案中的一种，并根据结果使用人工智能调整治疗方案。如果一种药物看起来有效，人工智能会分配更多的人去获得它。无效药很快就会被抛弃。
Angus说：“这套系统会不断学习，所以我们的医生会‘把*注压在赢的那匹马身上’。”
少数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作为所有正在测试的治疗对照组，因此更多的参与者最终获得了尝试某种疗法的机会。
匹兹堡61岁的退休银行出纳员MarkShannon是第一个加入的人。他说：“我知道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在学习。我只是信任他们。”
Shannon在呼吸机上活了11天，接受了类固醇氢化可的松治疗后恢复了健康。
现年57岁的DorisKelley是匹兹堡东南部拉夫斯戴尔的一名幼儿园教师，今年4月她加入了这项研究。
DorisKelleyKelley在谈到新冠肺炎说：“感觉就像有人坐在我胸前，我呼吸不到任何空气。”
她有哮喘和其他健康问题，很高兴让人工智能在许多可能的治疗方法中进行选择。它指派她服用羟氯喹，几天后她就回家了。
现在要知道这两个病人的药物是否有帮助，或者他们是否能自己康复还为时过早。
通往瑞德西韦的崎岖之路
当新冠病*爆发后，人们将注意力迅速转向瑞德西韦，这是一种通过静脉注射的实验性药物，通过抑制其他冠状病*复制其遗传物质的能力，在过去显示了对抗其他冠状病*的希望。
中国的医生开展了两项研究，将瑞德西韦与重中度住院患者的常规治疗进行比较。该药物的制造商吉利德科学公司也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但效果不佳，其中一项研究没有对照组，而在另一项研究非双盲，患者和医生知道谁在服用该药，这就影响了对药物是否有效的判断。
NIH启动了最严格的测试，将瑞德西韦与安慰剂疗法进行比较。在这些研究进行的同时，吉利德还对数千名患者分发了该药。
今年4月，中国研究人员提前结束了他们的研究，因为随着疫情在中国的消退，他们无法再招募足够的患者。在与期刊编辑的对话中，福奇给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许多患者已经相信瑞德西韦有效，不愿意参加可能会成为对照组的研究。如果他们能直接从吉利德获得这种药物，情况就更糟了。
4月下旬，福奇公布了NIH试验的初步结果，结果显示瑞德西韦缩短了31%的康复时间，平均为11天，而仅给予常规治疗的对照组为15天。
一些人批评过早发布这些结果，而不是继续研究以查看该药物是否可以改善生存率并进一步了解何时和如何使用该药物，但独立监测员建议，尽快与安慰剂组继续下去不再符合道德规范，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那项研究之前，对新冠肺炎治疗的另一项大规模、严格的测试来自中国。随着医院以应对医疗危机，医生们随机分配新冠肺炎患者接受两种抗病*药物或常规治疗，并将研究结果迅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该杂志首席编辑EricRubin博士说：“这些研究人员能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令人失望的是，从那时起，研究的步伐就一直缓慢。”
为什么要坚持科学
Brawley说：“由于在允许广泛使用前没有对药物进行适当的测试，在医学史上，人们将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而不是帮助。”
他说，数十年来，利多卡因一直被用于预防疑似心脏病患者的心律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利多卡因实际上是导致了它本应预防的问题。
威斯康星大学的律师和生物伦理学家AltaCharo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要求保险公司为乳腺癌患者提供骨髓移植保险的呼声，直到一项确凿的研究表明，这只会让患者更加痛苦和虚弱，而不会提高生存率。
前FDA科学家JesseGoodman和LucianaBorio博士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撰文，批评了在这次大流行期间使用羟氯喹的做法，并列举了在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使用名为ZMapp的抗体组合的类似问题。在药物的有效性还没确定前就已经减弱了。经过四年的时间和另一次疫情爆发，ZMapp只帮助了不到两次类似的治疗。
在-年H1N1流感爆发期间，实验性药物帕拉米韦在没有正式研究的情况下被广泛使用。医院的BenjaminRome和JerryAvorn在《新英格兰杂志》上指出。该药物后来在一项严格的研究中给出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最终仅被批准用于不太严重的流感病例，而不是重症住院患者。
他们写道：“当我们坚持科学，而不是走捷径求助于那些有吸引力但又有风险的快速解决办法时，病人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大流行将造成足够的危害，而对药物测试和批准系统的损害不应成为其遗产的一部分。”